中医时间医学同中医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针灸疗法是一种以调节人体机能平衡为目的的一种外治方法，所以一产生就与中医时间医学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而且一直被视为中医时间医学的核心所在。针灸时间疗法经历漫长的发展阶段，一般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 春秋战国时期

针灸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科学及生产力的发，中医学走向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祖国医学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实践医学的进步，二是医学理论的形成。这一期有关时间医学的发展情况，在当时许多著作中都能反映出来，《黄帝内经》是此时期时间医学发展的集中体现。

早在《周礼·天官》中，就有疾病与时间关系的记录：“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氧疥疾，秋时有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等。说明古人已认识到一年四季的不同变化周期，影响着人体疾病的部位和性质，并呈现出年节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载了大量的针灸内容，在时间治疗方面，提倡择时施治。在时间选择上，重视平旦即凌晨太阳在地平线时。如在治疗“白处”病时，要求内服药要“旦服”外用药要“以旦未食敷药”即在清晨进食前敷用等。

《黄帝内经》在总结历代医疗实践经验基础上，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指导思想，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医时间医学的基本理论，首次描述了人体的多种生物节律。如人体阴阳昼夜节律、年节律，四时五脏发病的的节律，五脏病慧静甚昼夜节律、愈甚持起年节律，脉象变动年节律，色泽变化年节律等。

《黄帝内经》有关时间医学方面的论述，多体现于针灸疗法上。在治疗原则上，要求必须结合四时阴阳的变化。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说：“法天则地，合以天光”；在针刺原则上，该篇要求“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泄，气易行；天寒日明，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天寒无刺，天温无凝。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灵枢·四时气》还指出：“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灵枢·岁露》以月满：月廓空论人体发病有“三虚”，“三实”，在针刺时要求尤为重视。这就明确指出针刺补泻的月节律和年节律。

关于对子午流注的最早记载，仍然是首见《内经》。如《灵枢》早有叙述：人体五脏内含五行各有井、荥、俞、经、合五个腧穴。五五二十五穴；六腑外合六气，有井、荥、俞、原、经、合六穴，六六三十六穴。经络气血，循行于人体上下手足之间，都是从井开始，然后流入荥、注入俞、行于经，入于合。即经络之气血，出入于肘膝，流注于五俞，复从五俞汇归于脏腑，就这样循行不已。“子午”“流注”两词也首见于《灵枢》。《灵枢·卫气行》曰：“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同时，《内经》从“天人合一”“生气通天”的整体观念出发，把十二辰用于与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的相配。《灵枢·经别》谓:“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所以应天道也。”子午卯酉被用于划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旦昼夜朝夕的时间变化。《内经》还认识人体气血流注在外界自然的影响下，存在着像潮水涨落一样的盛衰变化。各脏腑经脉之气血都有其旺盛的时间，这就称为流注。针灸时间治疗尤其是子午流注针法就是按确定的流注规律，在固定时间内进行针刺补写，提高经络治疗的敏感性，以提高疗效。

总之，《内经》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在春战国时期中医时间医学的独特体系已经具备。在针灸时间疗法上，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成为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时间针法的渊源。

二．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中医临床医学发展较快的时期。辩证论治体系初步确立，病因、病机渐趋祥明，方剂药物日益丰富。时间医学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其中突出表现为《黄帝八十一难经》和《伤寒杂病论》在此方面的卓越成就。

托名秦越人所撰《黄帝八十一难经》，实际是西汉著作。该书对《黄帝内经》中许多问题有重要发明，其中对气血运行之应天度（时间）进行了论述。《难经》根据人气春夏秋冬所在的不同部注提出“春夏刺浅，秋冬刺深”，“春夏必致一基础上，明确了十二注的五输穴的阴阳五行属性，并以十个天干配属阴经阳经。即阴干配阴经，阳干配阳经，以说明阴阳刚生，荥穴配丁火……,阳经的井穴配庚金依次相生:荥穴配壬水……。这些为后世针灸时间治疗尤其是子午流注针法的形成更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通过长期的实践观察和验证，在临床上总结了许多疾病发展变化的时间规律。如对虚劳病，《金·血痹虚劳病脉证》说：“劳之为病，其脉洪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这是对虚劳病年变化节律的论述。在论及带下漏病的症状昼夜节律时，《金·妇人杂病脉证并治》曰：“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此外对风湿病、女劳，妇女热入血室、干姜附子汤证、小承气汤证等病症的变化节律都一一作了描述。

六经辨证是被张仲景创立的对外感病的辩证体系。对六经病缓解痊愈的时间节律性，《伤寒论》中均有明确叙述。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已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戊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伤寒论》认为疾病缓解痊愈的时间节律，是阴阳消长变化的结果，“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日中得病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解也”。这一观点对后代“冬病夏治”疗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施治方面，《伤寒论.提出了春宜吐，秋宜下，春夏宜发汗等，汗吐下三法的适用季节。在择时治疗方面，张仲景提出十枣汤宜“平旦温服之”，泽漆汤宜“温服五合，至夜尽”等。在针灸治疗方面，张仲景提倡在针灸治疗时采用六经辨证，为针灸时间治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了《难经》、《伤寒杂病论》，华佗,《中藏经》对时间医学也有颇多论述，如“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阴阳运动，得时而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朝争，朝暮交错，其气横”等。华佗擅长外科针灸。他认为针灸治疗“气至才有效”，这也是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依据。

总之，秦汉时期，《难经》对针灸时间治疗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张仲景、华佗等对中医时间医学在临床上的贡献，大大促进中医时间医学及针灸时间疗法的发展。

三、两晋隋唐时期

西晋时期，针灸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皇甫谧吸取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的基本内容“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他很重视气血流注的时辰及迎随补写手法。如卷一的“气息周身五十营四时分漏刻第九”，专论人体气血循经流注的时间及按时用针刺补写的重要性。卷五“针道终始第五”专述六经的病症、脉象及迎随补写手法。卷六的“阴阳浊顺治逆乱大论第四”则概述四时有不同刺法等。特别是在五输穴方面，《甲乙经》补充了手少阴心经的五输穴，从而完善十二经井荥俞原经合的穴位定位命名。这些内容都与后代子午流注等时间针法的形成密切相关。此外在晋代《抱朴子·杂应》中还有“明堂流注侧图”的记载，说明晋代医家已开始研究经络气血循行流注的规律。

南北朝时期，有《黄帝内经针灸虾蟆忌》一卷问世。该书主要论述“人神”随月相的逐日变化而处在不同位置，是该日针灸禁忌之处。误刺、误灸可引起不良后果，并指出日食、月食之日，人体阳气、阴气皆大逆乱，更不能随意施治。这种强调气血随月相盈亏有逐日变化的理论，无疑对针灸逐日选穴方法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唐代时间医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养生方面，伟大医学家孙思邈秉承《黄帝内经》脏气法时之旨，详述五脏六腑发病的时间特征和病情“间”、“甚”、“慧”、“死”的一般规律，提出了顺时